2024年10月，随着各地生育补贴细则不断落地，“江西一县生三孩奖一万三”“山西吕梁:女性35岁前结婚奖1500，生育三孩补贴8千”等消息，不断成为网络热议话题。
从婚龄到生育奖励，女性总是面临“是否要生孩子”“如何抚育孩子”的问题，尽管这本该是整个家庭甚至全社会都共同考虑的问题。
女性很早就已经被架到母职的高台之上。一个适龄女性经常会被询问有以下几个：“结婚了吗？”“生几个？”“男孩还是女孩？”
2016年，中国开始实施“全面二孩”政策，结束了长达35年的“一胎时代”。二孩政策正式实施刚好一年后，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蒋莱，决定开始研究二孩妈妈群体。
蒋莱出生上世纪70年代末，是个“00后”孩子的母亲，在她生育的21世纪初，普婚普育和隔代养育是社会主流，过了28岁还未结婚的会被称为“剩女”，不生育则被视为自私，或是生理有缺陷。
蒋莱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体制内单位，结婚不久，就意外怀孕了，在“早晚都要生，早点完成任务，身材还恢复得快”等看似不假思索的赞同声中，她有些被动地成为一名母亲。
在开始研究二孩妈妈群体前，蒋莱的研究方向，是“女性领导力研究”。她很快发现，她需要研究的，其实不是女性怎么才能当得上领导的问题，而是女性要怎么进入职场的问题。过去，我们女性就业率，曾全球第一，但这些年一路向下。都说量变引起质变，如果量变都不足，女性都不能大规模进入高阶职场，哪来的领导力呢？渐渐的，她的研究方向转向了“女性就业”。
那是2015年初，全面二孩政策尚未放开，单独二孩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她发现，无论政界、商界还是学术界，女性总是受困于中下层，难以晋升。她们身上始终绕不开的话题，一直是生育和育儿。
自己的生育经历和研究见闻，让蒋莱想新一步探究：在当今中国社会，生还是不生，究竟意味着什么？哪些人在生二孩？
当蒋莱刚开始做二孩妈妈群体研究的时候，生于80年代中期的沉洋，还在英国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
当时，沉洋在社交媒体十分活跃。蒋莱发现沉洋是国内为数不多的专业为性别研究的博士，便在网上向她发出了共同研究二孩妈妈群体的邀请。
彼时，85后沉洋刚刚结婚，而70后的蒋莱正在为要不要二胎陷入纠结。两个女性学者虽然人生经历迥异，却和无数女性一样，同处在一个“生还是不生”的人生节点上，于是她们决定做些什么。
2017年，她们的研究正式开始，刚开始，她们只是好奇，在城市里，生育二孩及多孩的女性都是哪些人？她们为什么生？生育后，对她们在职场上的影响有哪些？
在7年内，访谈了国内多个城市的40多个家庭，与这些家庭里的妻子、丈夫交谈后，她们关心的问题也慢慢漾开——家庭内部，是谁在决定生不生二孩？家庭内部有怎样的权力关系：孩子跟谁姓？围绕着“冠姓权”，男女双方展开了怎样的斗争？在大城市视角观照不到的地方，是谁在生育三胎，谁在“追男宝”？在幽微的情感角落，有多少人后悔结婚生子？
书中用真实的故事和分析，还原了中国女性在生育问题上的多重困境。在她们看来，当下国内文化市场涉及生育的作品，不是孕产胎教就是亲子百科，核心理念完全是以孩子为中心的延展。似乎一旦选择成为母亲，女性的身心价值就是服务于孩子的福祉，与此同时，女性个体会遭遇什么、失去什么、选择什么，似乎都不重要。
蒋莱与沉洋都认为：今时今日，年轻女孩中蔓延的恐婚恐育思潮，以及城市妈妈加入鸡娃大军，都和狭隘化、密集化、单一化的母职氛围有关。
她们希望自己在这本书里记录个体生命体验，能给女性一些更具体的、带着问题意识和具体场景的参考，为这场艰难的选择做一些知识储备。
✦✦下周一（11月4号）开始，宋宇休两个星期年假，包括本公号在内的所有线上更新，照例暂停两周。
(责任编辑：)关键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