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在西方列强的不断侵略下，国家存亡和中华民族文化的危机日益加深，且有大量文物被西方侵略者肆意破坏或掠夺至海外。为挽救危亡，国人在追求变革图强的目标时，开始呼吁保存古物，创立博物馆。1912年以后，古物陈列所、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等博物馆先后在故宫设立。这些博物馆的创立，在近代中国传承中华文化、培育民族精神以及构建文化认同和民族凝聚力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民国政府建立后，最先在北京筹备创立的是古物保存所。1912年2月，清帝逊位，孙中山让出总统职位，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8月，民国政府公布新官制，其中内务部下设礼俗司，“关于保存古物事项”归礼俗司掌管。10月1日，内务部向总统袁世凯呈文，建议在北京成立古物保存所。12月，内务部选定先农坛庆成宫为古物保存所开办地址，“陈列京师旧有一切古物”。
根据古物保存所规划，拟在全国范围内征集各类文物进行展览，“举凡金石陶冶、武装文具、礼乐器皿、服饰锦绣以及城郭、陵墓、关塞、壁垒各种建设遗迹，暨一切古制作物之类，或搜求其遗物，或采取其模型，或旧有之拓本，或现今之摄影，务为博雅之观，藉存国粹之实”。由于当时政局尚未稳固，征取各省古物，一时难以完成，因此古物保存所仅以“京师原有旧物，择要陈列，以资观览”，所搜集的文物主要是所接收坛庙中的原有各种陈设，并不包括故宫内的文物。此外，还在古物保存所设立评古社、古艺游习社、古物保质处、古物研究会、琴剑俱乐部、古物杂志社、古物萃卖场以及秋千圃、蹴鞠场、说礼堂等处，目的是“使数千年声明文物之遗于此得资考证，借以发思古之幽情，动爱国之观念”。为了便于观众游览，还设有接待室、暖室、品茶社等处。
1913年1月1日，古物保存所正式开放。开幕当天，一律免费，不售入场券，游人众多，车马往来，颇为热闹。游客不只来自北京，还有不少是从天津、保定专程赶来。《正宗爱国报》报道当天的情形：进先农坛门，见古木参天、松柏交翠、琼楼玉宇、巍巍峨峨。东配殿，即系古物保存所，内陈钟鼓音乐之类、周彝商盘之属；西配殿设有评古社、古物研究会、古物杂志社等处。还有两处房屋内陈古琴多张及铜缸皮鼓，并木质铜质制成之鸟兽模型等。西南处设有秋千圃、品茶社、蹴鞠场等，游人往来其间，秋千圃中有脚踏车家，在此玩赏，行车练技，百巧千奇。再东，古艺游习社，抖空竹者有之、耍中幡者有之，甚至拉洋片与变戏法儿者，亦皆有之。古物保存所展览的文物以礼器为主，规模并不大，但依然给参观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中保存之古物，光怪陆离，不胜枚举”。作为北京第一个近现代意义上的博物馆，自其开放后，“任人游览，不仅增长识力，且可唤起爱国之心，是亦社会教育之一端也”。1914年，由于古物陈列所的设立，古物保存所更名为“礼器保存所”。1915年下半年，内务部典礼司成立了坛庙管理处，礼器保存所被并入先农坛公园事务所，后由坛庙管理处接收。1928年北伐后，南京国民政府将坛庙管理处划归北平市政府管辖。
继古物保存所之后，成立的另一重要博物馆是设在故宫武英殿等处、专门收藏陈列来自热河行宫和辽宁沉阳清宫文物的古物陈列所。
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优待清室，允许溥仪等暂居紫禁城内廷，而且将内宫陈设以及颐和园陈设仍旧定为清室私产，但紫禁城外廷以及其他地方的离宫别苑则全部收归民国政府。除北京紫禁城外，最主要的清宫文物集中地是承德行宫和辽宁沉阳故宫，这两处远离北京，其文物安全常受地方动荡的威胁。1913年7月，北京、上海、天津等地的古玩市场不断出现来自承德行宫的古物，盗卖山庄文物一时成风，引起社会极大关注。10月，内务部总长朱启钤建议，将热河行宫和辽宁清宫的古物运至北京安置。12月，民国政府下令筹办古物陈列所。不久，内务部公布《古物陈列章程》，确定“于都市之中，辟古物陈列所一区，以为博物院之先导”。年底，打包完毕的文物开始自承德起运，由滦河水路运到滦州，再用火车运至北京，前后运送七次。辽宁清宫的文物，于1914年1月开始起运，共分六次运完。两地文物包括铜器、瓷器、书画、书籍、珠宝、文房用品等，共计二十多万件。为存放、陈列如此大量的古物，紫禁城内武英殿、文华殿被开辟为古物陈列所。后来，又在咸安宫旧基修建宝蕴楼，存放文物。
1914年10月11日，古物陈列所正式对外开放。这是历代收藏于皇家的珍贵宝物首次供游人观览，也是神秘的帝王宫殿首次向公众开放。对于此景，《神州日报》报道：“此两处在前清皆为禁地，今则任人游览矣。”开放当日，“中外人男女老幼联袂来观”，达两千有余。古物陈列所的开放，还吸引了大量学者文人前来参观，历史学家顾颉刚曾回忆说：“陈列所分两部分，文华殿里是书画，武英殿里是古代的彝器和宋以来的各种工艺品。我们进文华殿时，顿使我受一大刺戟。这里边真有许多好东西，尤其是宋代的院体画和明代的文人画，精妍秀逸之气扑人眉宇。”鲁迅与周作人兄弟也是陈列所的常客。1917年10月7日，周作人在日记中写道：“入东华门，观文华殿书画，又游承运、体元二殿，出西华门。”
在内务部筹办古物保存所和古物陈列所的同时，教育部则开始筹办历史博物馆，作为促进社会教育的重要手段。
北洋政府的首任外交总长陆征祥感慨“中国古物流运海外为可痛惜”，于1912年底致函教育部，要求筹设博物院，搜藏古代金石及美术品等。教育部遂决定创办历史博物馆。1913年1月，教育部在所接收的国子监设立历史博物馆筹办处。1916年4月3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王桐龄教授带领学生四十余人，前往参观仍在筹备中的国子监历史博物馆，“馆介居庙学之间，地基不宽”，而且“馆中古物除祭孔临雍用器之外，存者不多”。由于国子监空间狭小，教育部向政府申请将历史博物馆迁至午门。1917年，历史博物馆迁往故宫午门。为丰富藏品，教育部向各处搜集古物，还曾请当时负责北京治安的提署将古炮、古刀、古战衣等物品拨给历史博物馆，以便陈列。
由于北洋时期的政治动荡，教育部历史博物馆在整理藏品的过程中发生了令人震惊的“八千麻袋档案事件”。所谓档案，即清宫内阁大库档案。早在光绪末年，内阁大库便已残破不堪。宣统初年，清廷拟将大批档案做焚毁处理。经学部参事罗振玉报张之洞奏请，将库中所藏档案移交给当时负责教育的学部管理。1917年，历史博物馆从国子监迁往午门，这批档案也随之搬迁到午门与端门门洞中。这批档案虽幸免于焚毁，但并未得到北洋政府教育部和历史博物馆的重视。1918年藏书家傅增湘任北洋政府教育部部长期间，对储藏在门洞中的档案进行过一番挑拣，将其中比较完整的存放于午门楼上，其余的装入麻袋，仍弃置于原处。1921年12月中旬，北洋政府教育部与历史博物馆为换取经费，竟然将所贮存的明清档案予以售卖，其中最大的一批共计八千麻袋，以四千大洋的价格卖给了北京西单牌楼的一家名叫同懋增的纸店。这家纸店得到这批废纸后，一方面当作废纸零星出售，一方面用大车运往定兴、唐山两地，准备化成纸浆，制作还魂纸。1922年初，身为前朝遗老、客居天津的罗振玉碰巧来京办事，在琉璃厂发现流落的明清档案散件，十分震惊。经多方打听，得知历史博物馆已将档案作为废纸卖给同懋增纸店。于是，罗振玉立即找到这家纸店，并以高价将这批档案收回，珍贵档案沦为还魂纸的命运才得以避免。
1926年10月，历经十四年筹备的历史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藏品达到二十一万五千余件。有参观者记述了当天的游览情形：“我进了天安门，经过端门，一个伟大的建筑午门显在我的眼前了。朱色的高墙上写着苍劲古老的汉隶：国立历史博物馆，金黄色的琉璃瓦的屋顶，映着太阳，闪烁得美丽异常，使人见了不自觉地生出一种伟大深远的感想。”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摄政内阁修改《清室优待条件》，溥仪被赶出紫禁城。次年故宫博物院建立，清室古物最终成为国有的文物珍藏。
实际上，早在民国初年，就有人呼吁：“将皇宫开放，备陈各种什物，任人游览。”无奈，辛亥革命胜利后，君主专制虽然被推翻，但是被袁世凯窃取果实的北洋政府通过《清室优待条件》，规定清室古物为清室“原有之私产”。此后，乾清门以北的内廷区域与文物藏品仍被视为清皇室私产。但这种状态，始终受到社会舆论的质疑。顾颉刚在《现代评论》上发文说，清朝已经灭亡，而清朝的皇帝仍然能够随意提取文物，简直是岂有此理。退位清室仍然占据紫禁城，不仅是清室特权的问题，而且是专制皇权是否被彻底清除的问题。更何况，袁世凯的洪宪称帝、张勋复辟等闹剧，也加剧了人们对取消清室优待、将溥仪赶出紫禁城的呼吁。1918年，李大钊撰文《新的！旧的！》，批评这一局面：“我国现已成了民国，仍然还有甚么清室。吾侪小民，一面要负担议会及公府的经费，一面又要负担优待清室的经费。民国是新的，清室是旧的，既有民国，哪有清室？若有清室，何来民国？”
更严重的是，溥仪等清室售卖清宫文物的做法进一步激怒了国人。清室内务府为筹集溥仪大婚经费，于1922年3月拟价120万元向各国使馆兜售《四库全书》。得知这一消息的北京大学沉兼士等8位教授强烈反对，认为“禁城宫殿及所藏之图书古物，皆系历代相传国家公共之产”，呼吁政府将其收回，“筹设古物院一所，任人观览”。在社会群起的反对声中，清室放弃了售卖《四库全书》。但是此后清室对宫内古物的盗卖和破坏并没有停止。1923年6月，建福宫大火使清宫古物再遭厄运。着名报人邵飘萍严厉批评清室占据宫殿、焚毁古物的行径，指出：“自清帝退位之日起，一切主权已移于民国，则今番千万以上之损失，实民国国家所有之财产也。”不久，《京报》又刊登清室准备拍卖一大批古董宝物的消息，社会舆论再掀波澜。上海艺术界“以保文物，并希提议清室古物一概封存，归为国有，以备将来建筑美术馆妥为保管公开展览”。江苏省教育会发表通电，反对清室拍卖古物，呼吁全国协力阻止。1923年9月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委员会致函政府，要求禁止清室盗卖古物，呼吁政府成立博物馆，将清室古物一概封存收藏，供国人鉴赏或研究美术之资。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后，以黄郛为首的摄政内阁公布《修正清室优待条件》，规定：即日起永远废除皇帝尊号、清室即日移出宫禁、清室一切公产应归民国政府所有。溥仪被赶出紫禁城后，清室善后委员会正式成立，随后清点清宫文物工作开始。1925年10月10日，故宫博物院正式开放，“是日万人空巷，咸欲乘此国庆佳节，以一窥此数千年神秘之蕴藏”。故宫历经诸多波折，最终以公共博物馆的方式对外开放。
尽管故宫博物院开放时，紫禁城同时还并存着另外两个博物院：古物陈列所和历史博物馆，但其创建仍具有重要的标志意义。一方面，它标志着国人对古代文化遗产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尤其是对清宫古物到底属于清室私产还是国有公产的讨论，不仅强化了人们对文化遗产之于社会教育重要性的认识，而且使国人进一步认识到文化遗产事关民族文化传承和文化认同。另一方面，将清宫改造为公共博物院，虽然经历了从古物陈列所、历史博物馆到故宫博物院的曲折过程，但它的最终完成，也标志着民主共和对帝制皇权的改造达到了一个新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将以前皇帝居住的禁地改为民众可以自由游览之地，将以前皇室秘藏的奇珍异宝全部公开展览，不仅推动了北京城市近代化，而且直接促进了民族情感的凝聚和文化认同。这一点，在接下来面临严重民族存亡的现代中国国家建构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本文是北京市社会科学院2025年重大课题“北京史事编年”〈项目编号：KY2025A0389〉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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