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此背景下，世界经济面临着周期波动、地缘冲突、金融泡沫等多维冲击，各种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明显增多。
如果将过去25年（2000年-2024年）按5年一个阶段来划分，那么最近一个5年（2020—2024）无疑是全球经济表现最差的阶段。
根据IMF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全要素生产率增速已经降至0.8%，较2008年金融危机前下跌63%。
更严峻的是，支撑过去三十年增长的“三驾马车”同时出现结构性调整：中国房地产投资增速放缓、欧洲绿色转型遭遇供应链危机、美国不良债务水平突破2009年水平。
而目前人类可以预见的科技创新——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技术等，尚未形成可以替代传统动能的技术水平、应用模式和行业环境。
从历史上看，一旦世界经济整体步入增长的平台期甚至长期低迷、衰退期，都将带来远超出经济范畴的外溢影响，成为一头足以改变人类发展曲线的巨型“灰犀牛”。
经济“巴尔干化”是“全球化”的反义词，是指各国经济关系日益松散，分工、贸易、金融相互联系越来越少。
近年来，受地缘对抗持续升级的影响，制裁、关税、投资审查等非市场逻辑的手段，不断加剧世界各国、地区间经济竞争、贸易摩擦。随着特朗普重返白宫，保护主义死灰复燃，美国单方面的国家报复性政策，使世界经济朝着“巴尔干化”的方向狂飙突进。
根据WTO数据显示，2024年全球新出台贸易限制措施同比增长了15%。以邻为壑，成了很多国家应对经济困局的首选手段。
特朗普开启总统第二任期后，对内与美联储的矛盾受到全球关注，舆论普遍担忧美联储现任主席鲍威尔会因拒绝对特朗普“俯首称臣”而被逼出局，从而引发全球经济动荡。
对外，他高举“美国优先”的大旗，乱挥关税大棒，严重扰乱世界经济秩序，各国也被逼无奈地采取反制措施，地缘经济对抗风险显着攀升。
同时，特朗普一上台就再次“毁约退群”，还扬言索要格陵兰岛、巴拿马运河，甚至威胁武力“夺地”，这都加剧了对当前全球经济秩序的冲击。
这些荒诞要求的背后，是特朗普重构世界经济秩序，再次确立美国在全球经贸格局、经济要素布局中的霸权地位。
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尼克松当年主动解散布雷顿森林体系。二者目的都是为美国解开手脚束缚的条条框框，不择手段打造于己有利的世界经济秩序。
当前，美国股市正呈现出历史超高的估值，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源于资本对科技板块的非理性狂热追捧。
法国巴黎银行分析团队研究表示，当前美股中七大科技巨头股票占标普500指数市值的33%，且估值较高，仅回归长期市盈率平均值就意味着30%的抛售。
回顾历史，21世纪初互联网的商业化在美国兴起，随之出现了资本市场对互联网行业的狂热投入，进而引发了互联网泡沫的膨胀，最终走向破裂。这场科技狂欢之后，留下的是资本大佬的盆满钵满，以及普通从业者和广大股民的“一地鸡毛”。
今天，这段历史很有可能再次预演。以人工智能行业为例，美国股市对AI概念的狂热追逐已经远超当年的互联网热潮，资本逐利性与科技渐进性发展的矛盾却难以调和，企业想烧钱换增长，却难以烧出真实盈利。
很多人开始感叹，美国的科技狂欢之下竟是“皇帝的新衣”。（另见本号文章《国产AI黑科技惊艳亮相，硅谷精英彻夜难眠》）
以特朗普为主要代表的美国政商利益集团，成为全球加密货币野蛮生长的主要推手，由此引发多国对加密货币态度逐渐放松，“币圈”规模和用户群体极速扩张。
特朗普甚至亲自下场，先后发行TRUMP币和MELANIA币，为加密货币“友好政策”摇旗助威，要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放松对加密货币的监管。
加密货币作为高波动性、技术漏洞明显的金融产品，极易引发金融杠杆危机，造成系统性风险，对全球资本市场的安全带来严峻考验。（另见本号文章《比特币价格疯涨的背后...》）
就连全球最大加密货币交易所Coinbase的CEO阿姆斯特朗也警告称，现在全球每周大约都有100万个代币被创造出来，其中许多代币存在各类安全问题，监管机构应重新考虑加密货币审批程序。
美国作为当前全球金融市场的最大玩家，资本的非理性错配将推高金融犯罪风险，给全球经济、金融稳定造成巨大冲击。
根据国际金融协会数据显示，2024年底全球债务规模已高达300万亿美元，达到全球GDP的330%。
首当其冲就是坐拥全球最大规模主权债务的美国。当前，美国国债已超过36万亿美元，相当于全年GDP的1.3倍，美国联邦政府每年需支付的利息就高达1.5万亿美元，占据联邦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30%。
更可怕的是这种空前的债务仍在加速膨胀，2024年下半年，美债3个月内就激增1万亿美元，这种“借新还旧”的庞氏模式已持续数十年。
债台高筑已经不足以形容美国面临的严重债务危机，由于美债激增，美国很容易陷入“经济衰退—财政刺激—量化宽松”的循环模式。
近期，国际金价一路飙升，就折射出各国市场对美债潜在风险的高度担忧。一旦市场对美债信心崩盘，资金外流可能引发美元暴跌、流动性紧缩，甚至触发“多米诺骨牌”式的全球资产大崩盘。
乌克兰危机爆发后，欧盟强势推动“经济制俄”“能源脱俄”，引发系列经济后果。一向有“欧洲经济火车头”之称的德国，陷入企业利润暴跌，债务风险攀升的窘境。
法国更是深陷经济增长停滞、巨额债务和赤字泥潭，债务问题屡次成了政局动荡的导火索。2024年12月，为增加预算偿还债务，巴尼耶政府强推预算草案，最终导致法国政府60多年来首次因不信任投票被推翻。
东亚的日本也饱受债务危机困扰，由于人口老龄化、加之产业迭代升级缓慢，日本以外向型为主的经济结构遭遇严峻挑战，由此引发的政府负债率达到惊人的8.8万亿美元，相当于全年GDP的2.65倍，这一比例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处于最高水平，远超国际警戒线。
与此同时，新兴市场的债务风险也很突出。阿根廷、巴西、印度、埃及、乌克兰等国家均面临严重的债务危机。
主权债务看似是经济问题，可一旦失控则会引发政治动荡，2024年南亚国家斯里兰卡就因债务问题导致政权更迭，引发社会动荡。
美元作为当前使用率最高的世界货币，其信用建立在美国强大的经济基础和稳定的政治局面上，但如今美国将美元作为榨取世界各国财富的工具，超发货币掠夺他国资源，形成巨额债务，给全球金融稳定带来严重隐患。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大国战略博弈更加激烈，旧秩序日趋崩塌，新规则尚未成型，前所未见且难以从历史中找到答案的风险都有可能会涌现。
但正如知名作家米歇尔沃克在着作《灰犀牛：如何应对大概率危机》一书中所说，“灰犀牛并非不可战胜，总有人在积极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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